
你敢相信?写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老子,居然是毛泽东的“思想智囊”!从革命战争到治国理政,《道德经》里的千年智慧,被伟人反复借用如何玩出了新高度?
说起老子李耳,大家都认为他是道教的祖师爷,写的《道德经》字字珠玑,连孔子都曾登门问礼。
可很少有人了解,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熟读这本经典,这辈子更是把里面的辩证哲理用得炉火纯青,甚至靠一句话就说通了“放弃延安”的大决策!
早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就已经吃透了《道德经》。1917年,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直接引用“老子曰:无动为大”展开论述。
同年夏天,他和萧子升游学洞庭湖周边,拜访前清翰林时,直言自己已经读完了“十三经”和《老子》《庄子》。

在宁乡沩山密印寺,他翻完寺里珍藏的《道德经》,还和方丈聊起儒释道共存的妙处:
“中国从没像外国那样打几百年宗教战争,几种宗教和谐相处,对国家可不是坏事!”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对《道德经》的熟悉程度更是让人惊叹。他在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下的眉批里就提到
“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精准引用了《道德经》里的原文,看得出来是真的读进心里了。
而真正厉害的是,毛泽东把老子的智慧融进了革命实践。
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引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点明战略退却的重要性。
1947年春,决定暂时撤出延安时,很多人想不通,毛泽东就用一个大白话比喻解释:
“一个武艺高强的人背着重金遇强盗,舍不得包袱就会手脚不灵便,丢命又丢财;扔了包袱轻装上阵,才能打退强盗保住财宝。我们放弃延安,就是让敌人背包袱,最后实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这波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活用,简直绝了!
除此之外,《道德经》里的经典名句,更是被毛泽东当成“工作指南”。
抗日战争时期,他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开导干部;
1945年面对国民党的内战企图,他说“《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要后发制人”;
1949年写《别了,司徒雷登》,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把中国人的骨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批评干部不“互通情报”时,又调侃他们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建国后,毛泽东对老子和《道德经》的研究也没停。
1960年哲学界争论老子是唯物还是唯心,他明确赞同“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
1963年接见学者高亨时,直言“我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的著作”,后来还收到高亨寄来的书籍,回信说“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他还特别推崇《道德经》的文采,建议大家“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一本《道德经》,跨越两千多年依然发光发热。老子的辩证思维,被毛泽东用在革命、治国的方方面面,既守住了经典的内核,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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