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起，姜涛就想逃离。
那是1993年，他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一次全市医院大会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在那个人们还把精神疾病等同于“疯子”的时代，精神科医生也是医学界尴尬的边缘人。
33年后，姜涛已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但他依然想“逃离”——只不过这次，他想带着病人们逃离。逃离污名与指责，逃离那些让生命变得“易碎”的无形枷锁。
一天凌晨4点，姜涛连续抢救了两名自杀未遂的青少年后，站在住院部走廊，看见窗外清洁工开始清扫街道。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
被学业压垮的孩子，被绩效逼疯的员工，被职场异化的精英，被网络暴力围剿的普通人……他发现，几乎每个病例背后都有社会结构的影子。
病例背后，也映照出人性的复杂、脆弱和坚韧。有人靠自学的网络信息把资深专家骗得团团转；有些重点高中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姜涛的病人；还有人在最亲近的人离世后，困扰多年的顽疾却突然自愈。
这是更痛苦的一代人吗？面对这些痛苦，精神科医师能做什么？整个社会，又该如何接住一个痛苦的人？
以下根据姜涛的讲述与他出版的书籍《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整理而成：
01
现在的年轻人变脆弱了吗？
直到在精神科的第五年，因为吴莉，我才下定决心留下来。
吴莉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大一下学期，她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上课时突然站起来大喊：“你们凭什么骂我？”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休学住院。
但接触得更多后，我发现她能清晰剖析自己的状态，情绪的起伏与症状高度相关，也并不情感淡漠。我判断，她更可能的诊断是双相情感障碍，而不是精神分裂症。我反复和上级医生沟通，最终调整了治疗方案。
几天后，她的父母来办出院手续。我才知道，他们原本已经买好了老鼠药。他们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不在了，孩子该怎么活下去。我向他们解释新的诊断和治疗，劝他们一定不要放弃。后来经过新的治疗，吴莉有了显著的好转。
吴莉也救了我的职业生涯。吴莉离开那天，我才真正懂得，精神科医生笔下的每一张处方都承载着一个灵魂的重生。它不仅关乎一个病人的喜怒哀乐，更可能是在重绘一个家庭的未来。
我决定留下来。这一留，就是33年。
姜涛医生（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门诊悄然发生了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对情绪的要求变得很高，不允许自己长期处于焦虑、郁闷或没有动力的状态。一旦觉得不对劲，哪怕只是睡不好、心慌、注意力不集中，就会赶紧跑来医院评估。
很多人会问：是现在的年轻人变脆弱了吗？
我不完全认同“脆弱”这个词。一方面，心理耐受力下降可能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标准变高了。我小时候写不完作业，被老师骂两句、踢两脚，转头就忘了。现在的孩子面临的是层层加码。老师背着绩效考核，压力传给家长，家长为了孩子的前景，不得不带着头卷。
我曾接诊过一个重点中学的孩子，当我跟家长分析“每个老师都觉得作业留得不多，但十几科加在一起，孩子受不了”时，那孩子当场“哇”地哭了出来。
职场也是类似。过去，一份活100个人干，大家都有碗粥喝，压力比较小。现在恨不得100个人的活让2个人干，给高薪，但要求你集中所有的优势去拼。
学生和打工人的“卷”背后，核心是资源分配不均，大家都想去争那极少数的好前景、好工作、高收入。
最让我感到无力的，也恰恰在这里。医生可以根据“功能缺损”的职业判断标准，给患者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吃药。学生看不进书、完不成任务；职场精英干瞪眼写不出稿子，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减半。这时候，若他们符合诊断标准，可以用药去改善患者受损的能力。
但药物改变不了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我能用药改善一个人的睡眠，缓解他的焦虑、抑郁、恐惧、强迫或者疑虑，但我没法通过一片药让他重新觉得上学有意义，也没法改变职场的绩效考评标准。现在的孩子很多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吃不吃药对他来说都一样。
门诊里还有另一种复杂。医生必须在有限的会面中，判断一个人叙述、行为与功能状态之间的细微差异。
我遇到过一个孩子，他是湖北某市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北京打工，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高一那年，他突然不想上学了，觉得没劲。为了逃避上学，他上网查了症状，描述自己，“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想买”“外星人要开着飞船来接我”，把安定医院最资深的主任都给骗了，如愿以偿地住院。后来，出院后的他还成了高考状元，考上了清华。
直到十年后，他参加工作，去故宫参观被警察拦下查身份证——因为我国对六种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个人信息要上报并纳入社区管控体系——他才不得不跑回来申请撤销诊断，承认当年全是装的。
精神科医生不仅要懂药，更要懂人。抓重点的能力是长期职业经历打磨出来的，你得在成千上万个细节里，一眼抓住那些异常和不对劲。
02
“有时候病人自己都走出来了，医生还走不出来”
我经常自嘲，自己是“临床蓝领”，干的是医学界“最脏、最累”的活。每天面对的，都是人们情绪最沉、最难的一面。时间久了，医生也得给自己做点心理建设。
门诊几乎是连轴转。周一全天，周三、周五下午，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半天门诊不加号也有4、50个病人，算上加号，全天得看100个左右。你得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判断。
为了更理解他们，早期的我甚至试过一些抗抑郁药和安定。头晕、恶心、口干、心慌，那种感觉到现在都记得。我还差点给自己打过一针治疗兴奋的药物，后来一个同事先打了，反应大到差点撞墙，我就作罢了。
这些试验并不是医院要求，纯属一种医生的自我修养。我希望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病人为什么拒绝吃药，为什么那么怕打针。
临床上很多时候是在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是短期的副作用更难受，还是长期功能受损更严重？如果症状还有一点残留，但不影响工作、不影响社交，药物的剂量就可以慢慢往下调。
但在生死面前，药物和技术都显得太轻了。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小伙子，特别孝顺，每次都陪他患抑郁症的母亲来看病，对我也客气。经过治疗，他母亲好不容易快痊愈了，结果春节期间，身为电工的小伙子意外在上工时触电身亡。春节后他母亲再来时，整个人又崩溃了，成了呆若木鸡的样子。我感到无奈又可惜。
还有一个老太太，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天天折腾，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她还有广泛性焦虑障碍，闹腾不睡觉，违反了很多病人的条例。老头儿对她极好，每天雷打不动从家里做饭送到医院。结果有一天送饭晚了点，老头儿下公交车时走急了，遭遇了意外的车祸。老头儿一走，老太太反而不闹腾了。
命运有时很残酷，也很偶然。抑郁症终究是一种病，有的人你以为撑不过去，三个月后却好转了。那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后来再来看诊时，也从崩溃中走了出来。其实我都没有走出来——还是会为那小伙子的悲剧感到惋惜。
书里的故事大多有结局，但现实往往没有后文。很多病人后来不来了，你不知道他是好了，还是更糟了。
刚工作时，我也会很在意，有一种探知欲。曾有个双相障碍的患者，走时反复感谢我，还留了座机电话。后来再联系，电话不接，人也不来复查。再后来，我在街上见过她一次，她牵着孩子。我不知道她认没认出我。她把眼神一错，就走了。
可能那段患病时光，对她来说是黑历史，不愿再回忆。
03
如何接住一个生病的人？
作为家属，面对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亲人，最本能的反应是“加倍关注”。但我经常告诫病人家属：关注和支持一定要适可而止。少说，多做，多观察。不要什么都说，什么都教导，什么都关心。
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高情感表达”。如果家属过分关注、过分支持，实际上是在培养病人的依赖性，甚至会让病人在潜意识里“不想好”。
我接诊过一个离婚的母亲，儿子结婚后，她为了不让媳妇“霸占”儿子，就说自己腿疼，走不了路。以前她拄着单拐进诊室，慢慢就拄双拐，最后就坐轮椅。她吃了很多止疼、治酸胀、治焦虑的药，都不见好。其实背后就是心理问题，想要获取儿子的关注。
真正“接住”一个人，不能只靠家庭。更理想的方式，是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比如北京西城有个社区康复机构，那里的模式就像“日托班”：病人早上8点去，唱歌、做手工、聊天、锻炼，下午4点回家。这种模式能让病人回归社会，减少复发，也给了家属喘息的空间。
当然，这背后涉及资源和钱的问题。目前，社区康复覆盖的毕竟有限；高端康复项目价格昂贵，普通家庭承担不起；有资质的专业心理治疗师也很稀缺。
我也看见了一些变好的可能。
目前普及的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是种补充。这个热线24小时有人接听，你遇到情绪崩溃、情感困扰，包括工作遇到阻力，都可以即时求助。
AI辅助问诊也在发展。AI虽然没有温度，但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至少能解答患者一些基础的困惑。
我们需要承认，绝对无菌的心理健康并不存在。焦虑、抑郁、强迫的倾向，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某个阶段经历。我自己也有轻微强迫行为，比如，会老想念出马路上的标语。
很多人是在“带着症状”生活。历史上也有人在患病期间取得成就，比如《美丽心灵》电影的原型约翰·纳什，长期精神分裂症的折磨，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医学上的“痊愈”是症状基本消失，功能恢复，能适应日常生活。但社会的标准往往更苛刻。有人病好后回到单位却被边缘化，有人无法再承受高强度工作节奏。
所以，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关键不是“完全无症状”，而是学会在现实里给自己重新定位。
当目标长期高于能力，就容易反复受挫，产生无意义感。改变的第一步，是降低不合理的期待。看看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能力能到哪里，性格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和关系。要学会放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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